大土匪于福被剿经过（下）

6月8日，于福匪帮在板石村接到坐探吴秀云（绰号“八百块”）的情报：“松江区公所只有杨区长和几名工作人员，区中队都外出了。”于福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决定袭击区公所，还能趁机与吴秀云幽会。

于福让四秀村刘村长派宫显廷前往松江区公所，借口土匪来了报告情况，实则探查公所内人员状况。同时，他安排匪徒肖文伦抢占区公所两侧炮台，厉二虎占据松江区十字街，刘文彬、方XX守住通往东岗和抚松的两道卡子，赵连均等在长龙岗保护家属，自己则带着马洪义、秦吉田、杨福增等攻打区公所。

当于福匪帮占领十字街后，宫显廷从区公所出来向于福报告：“杨区长在屋里，人不多。”于福等人冲进区长室，当时杨副区长正在打电话向县里汇报匪情，工作队员孙福有因昨夜带班站岗，背着区长的手枪在炕上睡觉。匪徒们一拥而上，抢走手枪，将杨区长和孙福有绑了起来，还把工作人员武洪宝、臧成宪、沙成金、李成良以及长龙村妇女主任谢素兰、松江村妇女主任叶素琴，一并押往田家店。途中，武洪宝假装是被区长所捕犯人逃脱。

到田家店后，杨副区长右肩被土匪打成骨折，孙福有被折磨得多次昏死过去，沙成金也遭毒打。于福严刑逼供却一无所获，又逼迫群众在村头集会，他亲自进行反共宣传，然后将杨副区长、孙福有、沙成金、谢素兰、叶素琴等人押到群众面前，命令匪徒马洪义、王洪玉用刺刀刺死杨副区长和孙福有，并将沙成金射杀在东山坡上。

松江区副区长杨春仁牺牲时41岁，他是山东蓬莱县人，1937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入党，曾任敌后武工队队长等职，1945年1月任抚松县建国联合会副主任，3月松江区公所成立时，任副区长兼区自卫队队长。孙福有和沙成金都是当地人，孙福有是区财粮助理，沙成金负责区建国联合会相关工作。

东北剿匪部队

同日晚，于福匪帮又将东岗区区长王秀东杀害。王秀东是山东蓬莱县人，1945年12月从山东省胶东地委调到东北工作，1946年1月来到抚松县，2月东岗区公所建立时担任区长。东岗区地域广阔（涵盖东岗、松江河、漫江三镇辖区），距县城远，社会情况复杂，是个以参业生产为主的边境地区。为防土匪骚扰，县大队派二排副排长李宪臣带领四、五两个班战士驻防东岗区公所。

6月8日，二排五班长姜永清（又名姜玉录、姜运武，曾是日伪抽水洞警察署特务系主任）在抚松县城修好机枪零件后，带着零件回东岗区，路过松江区时，正好碰到于福杀害杨春仁副区长。姜永清在“八百块”家主动向于福邀功，将东岗情况和盘托出。于福很高兴，让手下拿出5两大烟土赏给姜永清，并说：“你告诉王殿元，我今晚去接你们。”

姜永清回到东岗区公所，和四班长王殿元密谋后，通知战士罗士忠、王海臣、李明龙等人准备哗变。晚饭后，副排长李宪臣组织两个班战士填写个人简历表，由于识字的战士少，大家围着几个识字的战士填表。姜永清、王殿元觉得时机成熟，王殿元先到区公所大门口，以换岗填表为由收缴枪支，把人集中到屋里。这时，姜永清暗示罗士忠跳上炕从枪架上抓枪，同时王海臣、李明龙把副排长李宪臣捆起来，将战士们集中看守。罗士忠、王海臣、李明龙三人闯进区长室，朝正在办公的王区长同时开枪，王区长当场牺牲。接着姜永清宣布叛变，并亲自去北门将于福匪帮接进村。

于福匪帮进村后，洗劫了供销社，逼迫群众杀猪宰鸡备酒。第二天早晨，又逼迫群众集会，于福进行反共宣传后，当众释放了副排长李宪臣，将其余14名战士和两名伙夫全部收编。

于福为求高官厚禄，积极扩充势力，派花舌子去串通抚松县大队卫生员李文喜（伪警长出身）、三排七班战士由金璞（土匪出身，绰号打一面）等人哗变。

6月12日晚，驻守北民区的县大队三排八班长郝培林和七班战士由金璞合谋，以“有情况”为借口，带着八班10人和七班2人出发，到三道砬子河村后宣布叛变，进山当了土匪。就在这天夜里，抚松县大队卫生员李文喜和关景刚（伪警尉）、王景文（伪警尉）等在万良村东山上成立了“剿共军”匪帮，李文喜任队长，关、王二人做坐探。

次日，关景刚、王景文探知东北民主联军通化军分区杨靖宇支队三团的两名骑兵通讯员从北岗兵站到万良后，傍晚要回抚松县城，便通知李文喜率匪徒在仁义砬子设伏截击。当两名骑兵通信员骑马到仁义砬子时，遭遇伏击，一人牺牲，一人冲出伏击圈。

6月17日，在北岗区头道砬子河，于福匪帮和李文喜匪帮合流后进行整编，把原来的两个中队列为第一、第三中队，李文喜匪帮为第二中队，李文喜任中队长、王殿元任中队副。之后，于福匪帮又在头道庙岭、黄花松甸子、松江河、板石沟子、王八脖子等地招募了40多个匪徒。

吉林民居

当于福匪帮发展到156人，拥有长短枪134枝、机枪3挺时，再次进行整编。此次整编中，该匪帮接连受到国民党3次封委，分别是吉林长白军司令孔照熙委任、安东长官部第五支队委任、安东保安司令部第九支队少将王绍武委任，任命于福为上校团长，于景龙为中校团副，刘乐天为少校团副。

于福匪帮接受国民党改编后愈发疯狂。当得知国民党军进攻到辉南样子哨，中共桦甸县委和武装部队向江东战略转移的消息后，于福觉得时机已到，决定孤注一掷大干一场。他打算与混入濛江县（今靖宇县）大队任副大队长的曹东翰里应外合夺取濛江县，迎接国民党。他带领104名匪徒潜入青江岗，后因听说曹东翰因叛变暴露被歼灭，且桦甸、永吉、磐石、双阳、伊通等县机关和武装部队向濛县那尔轰地区转移，驻军较多，才没敢进犯濛江县。

6月28日，于福派二营马洪义率领10多人，伪装成东北民主联军到濛江县东兴一带拦截行人，得知东北民主联军有一台汽车在牟家屯抛锚，马洪义便带人连夜袭击牟家屯，打死押车的一名连长和一名战士。29日，于福探知抚松县大队一中队一排押一辆汽车从濛江县驶往抚松，于是联合濛江县土匪“北海”匪帮共150余人，在陈家趟子附近公路两侧分三段设伏。这次袭击打死抚松县大队一排长刘文岐、班长沙可勤（二位都是战斗英雄）等9人，俘虏汽车司机和战士9人，缴获长短枪11支、机枪1挺、东北流通券567000元，汽车也被焚毁，双阳县委书记乔海涛同志也在此次事件中遇难。

于福匪帮在陈家趟子截车后，押着6名战士和四纵队的3名司机渡过松花江，于当日下午6时抵达抽水洞区碱场屯。巧的是，抚松县的地主武装胡新春（绰号“黑瞎子战”）匪帮正在碱场屯。胡新春是抚松街街长胡新民的胞弟，地主出身，从小游手好闲，常以奸淫女性、打猎为乐。一次打猎时被黑熊扑倒，面部被咬伤，一只眼睛被抓瞎，满脸伤疤，故而得了“黑瞎子战”这一绰号和报号。于福匪帮从前甸子往碱场走时被黑瞎子战的“了水”（哨兵）发现，对方误以为是剿匪部队，胡新春便率匪爬上了山梁。于福匪帮也将黑瞎子战匪帮误认成民兵自卫队，双方交火。交战中发现是“里码人”（同行的），于是停火，两伙匪徒在碱场合兵准备庆功。他们到处抓鸡宰鸡，逼迫群众“飘洋子”（包饺子）、“搬姜子”（备酒），还在屯子中间支起两口大锅煮猪头、方肉和小鸡，为次日早晨摆香庆功做准备。晚饭后，匪徒分散到百姓家住宿。

同日，距碱场屯3里路的东大村站岗放哨的儿童团，因没看到碱场岗梁上的儿童团员，又听到碱场方向有枪声，偶尔还看到碱场岗梁上有游动的人影，便将情况报告给村长李玉山和民兵队长钱连生。村公所干部估计有大帮土匪到了碱场屯，迅速报告给抽水洞区公所、抚松县委和李红光支队党委。根据抽水洞区的电话报告和濛江县村屯联防递来的报告，判定于福匪帮在陈家趟子作案后窜到抽水洞碱场，于是决定县大队驻抽水洞区的一个班保护东大村，县大队副大队长唐林根率一个班和李红光支队的一个连守县城，李红光支队副司令员吴靖宇率两个连经新委口子向碱场包抄。半夜时分，部队将碱场屯包围，只留陡沟子一面，等土匪突围时歼灭。连长朱元明带3人摸掉碱场正门的“了水”（哨兵）后冲进村内，但因有夜幕掩护，土匪又和群众混在一起，剿匪部队不便开枪，只好撤出村子。于福凭经验断定剿匪部队留突围口子是为了引诱他们上钩，决定分散突围。土匪突围过程中，13人被击毙，匪中队长杜学俭等10余人受伤，10人被活捉，其余各自逃命，跟于福逃到砬子河的不到20人。此役，李红光支队连长朱元明身负重伤，在往抽水洞区抬的途中因失血过多牺牲。

战斗结束后，经公安司法部门审理，对8名有血债的土匪和参与杀害杨春仁的土匪女坐探吴秀云判处死刑。吴秀云是抚松县夹信子村人，她父亲将她以伪币800元卖给三道岭一富户，因此群众给她起绰号“水性杨花，八百块”。20多岁的“八百块”专门与伪警察和土匪勾结，是土匪于福的姘头。她不仅常为土匪探听情报，还亲自参与偷袭松江区公所，参与杀害杨春仁、孙福有、沙成金，民愤极大。

刑场在东山的滑石沟门，围观群众众多。执刑官下令后，枪声响起，8名罪犯同时倒下，大快人心。但枪弹击中吴秀云胸部，当时未死，等待收尸的吴秀云父亲见此，以“一刀之罪”为由要背走女儿，这引起群众极大不满。当县领导从公判会场来到刑场时，吴秀云已被背到刑场门口，当即被制止，补枪击毙，民愤才得以平息。

于福匪帮在碱场屯狼狈逃回北岗区小南岗“里捻子”后，仍不甘心失败，暗中派花舌子和匪徒四处活动，网罗社会余孽扩充势力。7月25日，于福匪帮的花舌子带着新招的土匪，在三道庙岭附近森林中被3位采蘑菇的老百姓发现。于福的匪徒怕暴露，将3名无辜群众勒死在密林中。到8月份，于福匪帮又扩充到150人，加上逃避反奸清算斗争的地主、恶霸、汉奸及土匪骨干家眷等共达200余人。人多负担大，能打仗的少，眼见树叶稀少、粮草断绝，到处挨打，于福发愁，他的上司王绍武也发愁。王绍武担心于福队伍再被歼灭，也怕于福投靠别人，于是决定立即拉队出山，逃出解放区，到辉南投靠国民党保住实力。他一方面在南甸子、王八脖一带招募匪徒，一方面派联络员鲍玉海去小南岗找于福，商定在濛江县穷八家子会合。于福送走鲍玉海后整队出发，走了两天到达三道松江河口（土匪行军专走山梁），在河口休息一天，次日下午与李红光支队剿匪小分队相遇。因土匪在苞米地中，小分队被土匪开枪打死一人，双方对射，剿匪小分队又牺牲3人，土匪倒下5人。双方未恋战，小分队跑到兴隆派人回县报告。于福匪帮急行军，经过仙人洞前山梁，在红石砬子涉水渡过松花江，跑到穷八家子。途中在红石砬子沟里遇上两名种大烟的群众，于福怕泄密，将两人勒死在树林中。在穷八家子，王绍武和于福、于景龙、杜学俭、吴景刚等研究了向辉南去的路线、方法和集结地点。

李红光支队副司令员吴靖宇同志依据各剿匪小分队侦察报告，判断于福匪帮要向辉南转移、投奔国民党。他亲率两个连队前往濛江县追击、准备阻击。

一天夜里，小分队发现长板坡方向有火光，原来是土匪烧苞米充饥，吴靖宇立即带队追剿，在望乡台的一个山洞中发现土匪。李红光支队边追边打，土匪留下20多具尸体后被打散。匪团中校团副于景龙的老婆被追得吐血，由两个匪徒轮换背着追赶匪队，实在走不动了就钻到一个种瓜的地窝子里，抓到一位姓李的老百姓，用破麻袋做了一副担架抬着于景龙的老婆，在林中辗转3天才找到于福大队。

当时于福身边仅40来人，藏在辉南境内一个山沟里（国民党占领区），等待王绍武去朝阳镇联系的结果。在等候期间，辉南地区小股土匪路过，于福火并了20多个匪徒。8月21日，他们进入朝阳镇，被改编为抚松县保安大队，唐振东任大队长，于福任大队副，于景龙、杜学俭、吴景刚各任中队长，成了国民党军的帮凶。

于福匪徒在望乡台长板坡一带被李红光支队打散后，匪团少校营长张绍周、上尉营副赵连均和中尉副官王殿元带着10余名匪徒找不到于福，便又返回北岗小南岗，常在万良区一带活动。区长孙锡亮为收降这股土匪，通过伪警察司水义上山向张绍周等人讲明，只要下山缴枪、不再为非作歹，人民政府可保他们生命安全，并帮助安排生活。期间，赵连均之妻在万良村病故，村公所帮忙买棺材安葬。土匪看到共产党的宽大政策，表示要先谈判。万良区公所派县大队驻万良区的排长张平和公安助理孙继森去万良小东沟与土匪谈判。张平和孙继森向土匪宣传了共产党的政策，讲清共产党必胜的道理和前途，分析为匪与为民的利害关系，指出放下武器下山为民是唯一出路。但土匪仍不信，要求和区长再谈一次。区长孙锡亮亲自接待匪首张绍周和赵连均，并在区里设宴招待，张绍周和赵连均当场交出手枪，答应拉队下山投降。为表信任，区长当时只收下他们1支手枪，并送他们回山。几天后，除了二四个匪徒不愿下山外，其余10多人带着8条枪向万良区公所投降。万良区公所依党的政策，给每人发一套棉衣，对愿意在当地落户的人发土地和小农具，帮他们安排生产生活，还帮张绍周恢复裁缝职业，对要返籍的发路费。不久，土匪赵福顺也率10余人到万良区公所投降，就连黑瞎子战匪帮的匪首胡新春也到万良区公所缴枪投降。

原于福匪帮的匪徒张玉才（绰号张大鼻子）在望乡台一仗逃命后仍贼心不死，纠集10多名逃命匪徒到处打家劫舍、作恶多端。张大鼻子贪财好色、不会领兵，只有炮头苗春德领匪抢劫，他却坐享其成，众匪徒不满，便与苗春德共谋取代张玉才。1947年春的一天，在东官道因分赃不均，苗春德串通同伙将张玉才捆起，逼他让位，张大鼻子不干，被带到密林准备处死。走到穷神庙时，张大鼻子趁看押匪徒不注意逃跑，一匪徒开枪没打中。眼看他要跳过山涧，正巧被山涧边一棵歪斜大树的树叉挂住绑绳扣，将他吊悬在山涧中，被匪徒开枪打死。之后，苗春德报号“岳排”，也因恶贯满盈，被当地群众用乱棒打死，其他匪徒纷纷向人民政府投诚，以求宽大处理。

于福被处决前照片

1948年，恶贯满盈的于福被人民法网捕获。8月11日，抚松县人民法院在县第一完全小学院内召开公判大会，松江副区长杨春仁之妻、孙福有等烈士家属和众多群众登台，愤怒声讨于福罪行。最后，抚松县人民法院院长马惠宣判于福死刑并立即执行。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广大群众积极揭发检举，陆续将潜逃外地的匪首和有血债的土匪逮捕。抚松县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处曾任日伪警察署密探长、讨伐中队长、东北“剿共”游击大队副、国民党中校团副、抚松县保安大队中队长等职的于景龙死刑；东北“剿共”游击大队中队长、国民党少校营长、抚松县保安大队中队长、地下建军营长、团营区中队副杜学俭死刑，在抚松县东岗区执行。

1952年，抚松县人民法院判处于福匪帮队副（二掌柜的）赵连海死刑，同年判处抚松县大队叛徒、伪警察“剿共军”总队长、东北“剿共”游击大队中队长、国民党于福匪部上尉军事联络员、中央军特务团军官李文喜死刑；东北“剿共”游击队中队长、国民党于福团匪上尉营副、抚松县保安大队少校分队长姜明山无期徒刑。

1953年，抚松县人民法院判处伪警长、抚松县保安大队中队长马洪义死刑，对其他匪徒依据罪恶和悔改表现给予了适当处理。于福匪帮从兴起至灭亡共1年4个月，1946年6月在抚松最为猖獗，最终被人民解放军剿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