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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克复安庆省城图》，局部，清光绪年间绘制，选自《湘军平定粤战图》）准确些说，1862年4月初至6月初，李鸿章率淮军安庆出征记。出征地点就在安庆南城外江岸。或大南门，或小南门，或大南门与小南门之间。那时候，大南门官名为“镇海门”，小南门官名叫“康济门”。“镇海”与“康济”，淮军尚未安庆出征，大南门与小南门就先送上了一个吉利的口彩。相比之下，合肥淮军宣传的氛围更为浓烈，而在安庆，淮军组建与出征，淡漠如随风而逝的一道烟，似乎与它无任何关联。但有一个人却对此铭记不忘，也因为他在安庆三年坚持不懈的日记，我们才在160年后，清晰地看到他亲送淮军安庆出征的全过程。
（安庆任家坡，曾国藩督帅行署，淮军组建与出征，均出于此）1861年9月5日“申刻，沅弟（曾国荃）专弁来”，曾国藩“知安庆于昨日卯刻克复”，兴奋异常，当即“定以明日赴安庆一行”。可惜后几日因长江风大，始终无法开船，直到9月12日早饭后，才与曾国荃“兄弟联舆入城”。而这几日，李鸿章（少荃）一直在他左右，“夜与少荃、申夫久谈（9月8日）”，“少荃来谈……酉刻，余至少荃船久坐（9月9日）”，关系十分亲近。至安庆，未入任家坡督帅行署之前，李鸿章也日日走动：9月15日，“恰李少荃到，谈及大丧典礼……夜，与少荃畅谈时事。”9月16日，“早饭后与少荃久谈……夜与少荃鬯谈。”9月17日，“早饭后与少荃久谈……与少荃鬯谈至二更。”9月18日，“早饭后与少荃久谈……傍夕与少荃久谈。夜仍鬯谈时事。”9月19日，情势有变，“饭后，与少荃鬯谈，渠因新有妻丧、将回江西料理葬事也。”此一别就是一个月，直到10月27日，李鸿章才又在曾国藩日记中出现。当日，“张凯章与李少荃来，久谈。”
（淮军创建者：左，曾国藩；右，李鸿章。中为淮军出征城市地标）淮军安庆组建之始，确切时间是1861年11月6日。推动淮军建设第一人，是江苏无锡一个叫“华翼纶”的人。是日，金匮（现归无锡）有知县华翼纶等三人自上海来，言下游望余大兵，情甚迫切，又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之多，并言绅民愿助此间饷项，冀上游之兵早赴江东。在安庆，华翼纶这个名字少为人知，但说到与徐筹同在安庆设计建造黄鹄号的华蘅芳，就没有人不知道了。华氏父子是无锡荡口名人，“道光癸巳秀才，甲辰举人”，“精鉴别，富收藏，善山水”，这是家乡人对华翼纶的评价。曾国藩对华翼纶的才艺十分赞赏。11月11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又记：“华翼纶，号笛秋，前自上海来请兵，本日令其作画六幅。”
（左，无锡荡口人华翼纶；右，华翼纶题徐寿铜版小像诗）“忽闻雄师复皖城，计程尚隔二千里。我民日在水火中，若不乞援且就死。我自乘轮决一往，非为当道效臂指。”在《乘轮船至安庆大营谒曾帅乞师》中，华翼纶如是说。在任家坡督帅行署与曾国藩会面，《乘轮船至安庆大营谒曾帅乞师》也有细致描述：“朝入行辕前致词，移兵就食一言耳。大帅首肯至再三，惟忧兵少力难峙。”接下来，华翼纶笔锋一转，说曾国藩“夜召介弟来定谋，添募二万敢战士。九帅早起即束装，径往荆楚择勇技。”也就是说，曾国藩决定援兵上海，最初考虑的不是李鸿章，而是他的四弟曾国荃。曾国藩有没有“夜召介弟来定谋”，曾国藩日记里没有记述，但曾国荃“径往荆楚择勇技”，具体时间是11月8日。“出门至河下送九弟回湘，巳正归。”曾国藩当晚有记。华翼纶此次来安庆，三人同行，其中之一就是华蘅芳。曾国藩惜才，“大帅置酒为洗尘，谆谆意欲留我子。”华翼纶对安庆之行十分满意，“我子留营我返沪，势操全胜自兹始。”
（华翼纶《乘轮船至安庆大营谒曾帅乞师》《复乘轮船至安庆迎师来上海》）11月18日，淮军组建再进一步，这一日午刻，受江苏上海庞宝生委派，户部主事钱鼎铭（同行候补知县厉学潮）前来安庆再向曾国藩请兵，并向曾国藩呈上庞宝生（钟璐）、殷谱经（兆镛）、潘季玉（曾玮）、顾子山（文彬）、杨庆麟（潘馥）的联名公函。当晚日记，曾国藩对公函内容做有简记：“大略谓吴中有可乘之机，而不能持久者三：曰乡团，曰枪船，曰内应是也；有仅完之地而不能持久者三：曰镇江，曰湖州，曰上海是也。”公函起草者是冯桂芬（敬亭），曾国藩对其评价是“书辞深婉切至”。更让他感动的是，阅读过程中，“钱君在坐次哭泣，真不异包胥秦庭之请矣。”11月20日中午，曾国藩“请钱君便饭”，明显他心中已经有组建淮军的想法。次日，曾国藩与“少荃商救援江苏之法，因钱苕甫（鼎铭）来此请兵，情词深痛，不得不思有以应之也。”替曾国藩分忧者，还有一位吴坤修（竹庄，后任安徽巡抚）。11月22日，“吴竹庄来久谈，渠请募兵六千，赴江苏上海一带救援，盖因钱苕甫求兵甚切也。”曾国藩多方考量，没有同意吴坤修的请战，“余以新兵恐难得力，未许。”11月23日，“钱苕甫来，久谈，语次声泪俱下，叩头乞师，情词哀迫。”曾国藩心情沉重，“余愧无以应之。”这也加速了淮军的组建进程。11月24日，曾国藩“至少荃处，与钱苕甫久谈，渠请兵甚切，余以非二月不能筹出一支兵速赴上海。”曾国藩的表态，说明淮军组建初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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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人程学启，淮军开字营统领。1862年4月5日，带领第一批淮军从安庆出发）“非二月不能筹出一支兵速赴上海”，这是曾国藩给出的时间线。也因此，同治元年二月十九日（1862年3月19日），“江苏委员厉学潮”“解饷八万两”来安庆催兵，刚刚吃过早饭曾国藩十分惊喜，“少荃启行之途费有着，快慰之至。”3月28日，同治元年二月廿八日，“二更后，江苏有绅士钱鼎铭、潘馥复来请援，带火轮船，将潜载少荃之兵直赴上海。”淮军出征上海，由此排上日程。上海方便的安排，“随后更有轮船六号（4月4日）续至。每次七船，计可载三千人，将分作三次迎接少荃之兵。”但曾国藩还是有他的担忧：“余以少荃之兵，日内已订定由巢县、和、含陆路东下，今若遽改为舟行，则大拂兵勇之心；若不由舟行，则大拂江苏绅民之心，踌躇久之，不能自决。”次日，“少荃来，与之言江苏官绅殷殷请援之意，有甚于蹈水火者之求救。其雇洋船来接官兵，用银至十八万之多，万不可辜其望，拂其情，决计由水路东下，径赴上海。”但1862年4月末，包括亲兵营、开字营、树字营、铭字营、春字营、鼎字营、庆字营、林字营、垣字营、熊字营在内的淮军十个营，六千多人，已经组建完成，并集结于安庆，等待曾国藩出征令下。
（停靠在安庆江岸的洋轮。当年淮军从安庆出征上海，就是这样的交通工具）华翼纶喜欢以诗叙事，此次诗题是《复乘轮船至安庆迎师来上海》：“我兵三千好男子，意气腾跃零苍烟。大帅初意由陆下，我言不如一水便。我本乘轮视习惯，同行慷慨我请先。帅期不误诚快事，轮飞径度贼垒坚。由海达江倏进口，今昔庶几安枕眠。”这一日从安庆出征的淮军，包括营兵营1300人、开字营1300人，共计2600人，分乘三艘洋船。早饭后，出城至洋船一看。亲兵营韩正国八百人坐一船，周良才五百人坐一船，开字营程学启千三百人坐一船。看毕，吩咐一番。渠等即于辰刻、巳刻开行。临行之前，“少荃来辞行”，两位世纪大佬，在任家坡督帅行署“鬯谈一切”，言语之中，免不了许多不舍之情流露。6天之后，4月11日，第二批淮军树字营、铭字营离宜，曾国藩十分重视，“酉刻出城至洋船送淮勇树字、铭字两营之行，傍夕归。”4月15日，曾国藩“又至河下看洋船，送春字营、鼎子营赴沪，酉初二刻归。”1862年4月19日，曾国藩从上海给曾国藩发来信件，“接少荃信，言上海事颇详。”
（从安庆走出去的淮军之一，已经装备了枪炮新式武器）4月22日，曾国藩“至城外洋船上一看，庆字营淮勇赴上海，又有鼎字一哨、林字二哨。”4月28日，曾国藩又“至洋船送林字营之行。”没有及时出征的熊字营与垣字营，曾国藩放心不下，5月16日“早饭后，出城看熊字营操演。雨大异常，火绳不燃，竟不克操毕。”隔一天，又“出城看垣字营操演，约二时许，巳刻毕。”淮勇垣字营出征上海是1862年5月20日，曾国藩“出城至河干送垣字营坐洋船至上海，归。”垣字营离开安庆后，剩下的只有淮勇熊字营。曾国藩承担起临时监管责任——5月21日，曾国藩“早饭后，出城看熊字营操演，巳正归。”5月26日“早饭后”，曾国藩又“至东城外看熊字营操演，巳初归。”5月29日，曾国藩再次“出城至洋船送熊字营赴上海”。但因人数限制，熊字营仍有部分淮勇未能上船。淮军安庆出征完结日是6月7日。这天曾国藩“早饭后，出城送洋船之行。熊字营尚有两哨在此未去也，卯正归。”至此，淮军安庆出征，自1862年4月5日（同治元年三月初七日）始，至1862年6月7日（同治元年五月十一日）止，前后两个月零两天，全部结束。
（从安庆走出去的淮军之一，在当时，应该算装备优良了吧？）1862年6月27日（同治元年六月初一日），曾国藩在日记里表露了他的这种忧虑：“因久不接上海信，焦灼之至。”次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再次提及：“久不接上海信，悬系之至。”但很快，李鸿章上海来信抵达，“辰刻，接少荃十一、十六日二次信，但知青浦再为贼占，而又无实在打仗信息，尤为焦灼，坐卧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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