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吧，意大利的干杯「Cincin」来自中文

世界各地的餐桌上，如果有外来人到访，一定会教你说一句当地的「干杯」！

在日本是「乾杯」，在英语国家是「Cheers」，在德国是「Prost」，而在意大利是「Cincin」，发音类似中文的「亲亲」。不知道你是否能在一声声「亲亲」中拉近彼此的距离，但玻璃杯碰撞在一起发出的声音确实让人以为这是「Cincin」的来历。令人意外的是，意大利语的「Cincin」，其实来自中国的「请，请」。据调研，很有可能是 16 世纪末欧洲传教士或是 19 世纪的英国水手将这个中文词汇带回了欧洲，流传到意大利，被误解为是杯子碰撞的拟声词，并延伸出「为了健康」的意思。

这是一则典型的皮钦语（Pidgin English）反向传播的案例，pidgin 一词有说是对 business 粤语发音的音译，也有人说是吴语中 business 的音译。简而言之，皮钦语就是商务英语，只不过它只顾简单省力的交流，不太讲究语法和词汇，我们更熟悉的洋泾浜英语就是皮钦语的一种。

皮钦语在中国的起源地容易推测，哪里有繁荣的外贸，哪里就有产生皮钦语的土壤。按论文《皮钦英语的历史演变及其本土化成因刍议》的考证，早在 16 世纪初，葡萄牙殖民者占领我国澳门地区，并以其为中心进行东西贸易开始，皮钦语就开始逐步成型，最初是一种中葡混合语。后来随着广州开埠，中英商人频繁贸易，以中文语法为骨，英文词汇为皮的广州英语成了中国商人和英国商人交流的主要语言，也把早前的葡萄牙语词汇逐渐淘汰。等到开埠的口岸越来越多，广州英语开始扩散，到了 1853 年，上海取代广州成了中西贸易的首要港口，词汇有限、发音不准的广州英语不敷使用，让位给了词汇更多、沟通更便捷的洋泾浜英语。

皮钦语作为一个语言学概念，如今已经泛指任何旨在沟通、简化、融合了本族语和外族语的非正式语言。在东北的中俄边贸城市，中俄商人说着俄语皮钦语；在马来西亚乃至整个东南亚，华人群体和当地原住民沟通时，也有自己的皮钦语；在非洲，也有以英语和法语词汇为基础的皮钦语。

不意外的是，随着皮钦语的出现和兴起，往往也有融合了两方甚至多方特色的食物出现。这些食物从原材料、烹饪手法、口味和命名上，都可以自成一个趣味盎然的小小语言博物馆。

回到中国皮钦语诞生的澳门，最具代表的澳门菜 —— 葡国鸡 —— 正是灶火和食材对皮钦语的一次表达。澳门的葡国鸡里，要有来自葡萄牙的腊肠和橄榄，还有印度的姜黄粉，马六甲的椰浆和咖喱，制作的时候，第一步要用大蒜和洋葱炝锅，炝出镬气，然后才爆炒鸡块。葡国鸡从锅里走上澳门人餐桌，背后却走过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每一种原料的加入，都意味着两种文化的交汇、交流与交换，每一个环节，都是皮钦语诞生的沃土。

随着中西贸易中心的转移，广州接过了澳门的接力棒，成了更新的皮钦语出生地。1860 年，广州人徐老高在太平沙开设太平馆，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家中国人开立的西餐馆，首创了用中式调料和西式做法来烹饪菜品，即所谓的酱油西餐、豉油西餐，这样的风格完美呼应当时广东英语的特点：以中文的骨嫁接起英文的皮。广东英语配合汉语作为单音节语的特点，在所有以辅音结尾的英语词后加上元音，比如 catch（抓住）说成 catchee。语法上也配合汉语对量词的讲究，引入一个通用的量词 piece（块），a house（一座房子）成了 a piece house。汉语里代词部分主格宾格的使用习惯也被用到广东英语里，my 代替了 me，he 代替了 him，比如 Chinchin you take care for my （请多照顾）代替 I beg you to patronize me（请多指教）。这就是酱油西餐的理念嘛，中国调料是菜品核心，带动了食材和烹饪手法，最后呈现了本地人能理解、外国人也不排斥的食物，哪边都不挨着，但就是刚刚好 —— 彼此能明白的语言，大家能共享的食物。

直到今天，也能从香港的传统食物里轻易地挑出大量酱油西餐。比如香港名菜瑞士鸡翼，简直就是将就能用但不甚精准的皮钦语和食物的一场艳遇：当年操一口皮钦语的侍者回答外国客人关于菜名的提问，发音不够标准的 Sweet Wings（甜鸡翅）被对方听成了 Swiss Wings（瑞士鸡翅），一道香港本土创制的酱油西餐和欧陆结了亲家。而如果是了解香港居民英语使用习惯的朋友，也不难从中发现很多原自粤语的词汇，甚至不少已经被全世界英语母语者认识和使用，比如点心的英语 dim sum 就成了全世界人民喜闻乐见的中餐代表。再走远一点，去到英语普及率更高的新加坡，游客可以一边享受全世界融合的美食，也可以听一耳朵当地人的英语，他们喜欢在英文句子后面加一个中文（粤语）常用语气词 lah（了）。

北上，自然要去上海体验一下洋泾浜英语。与此同时，还有海派西餐。葡国鸡到了上海，没了葡萄牙的腊肠和橄榄，没了马六甲的椰浆和印度的姜黄，但要加入黄酒和辣酱油，再加入奶油放进烤箱焗烤，成了海派奶油葡国鸡，这七个字中的气象万千，仿佛藏着一整个近代史。

比起酱油西餐，上海的海派西餐更为国人熟知。因上海在上世纪上半叶的特殊历史地位，弹丸之地汇集英式、美式、法式、德式、意式、俄式餐食，甚至对本土餐饮习惯进行了改造。伴随着这些食物而来的是全球人民，中国人与他们的对话中，也就产生了类似洋泾浜英语一样的食物。在最老的西餐馆之一红房子，擅营法餐，一度因为食用蜗牛的稀缺，换成了丰产的蛤蜊，才有了招牌菜烙蛤蜊，而在最终确定使用蛤蜊前，红房子的厨师还尝试过田螺和蛏子。这个过程，不就是两个不太熟悉对方语言的人，比划着比划着，终于明白了彼此吗？

同样，俄罗斯的红菜汤到了上海，便用番茄酱取代了甜菜根，不合国人口味的酸奶油干脆免去，如今的上海红菜汤，确实是更适合中国人口味的一碗罗宋汤。另一道海派西餐代表炸猪排，或许有不少人会认为它就是地道的上海菜，完全不知道它的祖上其实是德国菜菲力牛排。

上海话里自然也留存了大量外来词。当年操着一口洋泾浜英语和外国人做生意的上海人，把老虎窗（西式建筑物上一种开在屋顶的窗子，上海话中老虎发音与屋顶的英文 roof 相近）、推板（指差劲，实为 too bad）一类的词汇无缝地嵌入到了本地生活中，就好像土豆沙拉、罗宋汤嵌入到了本土的餐桌上一样。

再往北走，一路到天津。曾经天津是不输上海和广州的远东大港，还因为和北京的位置关系，在特定历史时期，让天津有了不一样的地位。天津起士林放在全国都是声名远播的西餐馆，直到今天依然是老天津人的味觉基础，它的红菜汤更像是原始版本。

天津的中餐馆也都践行「拿来主义」，开发了不少中式西餐招徕客人，比较著名的有铁扒鱼、西法大虾。后者是老天津名菜，奇趣地配上了椒盐，蘸裹着面包糠炸制的大虾吃，让人不仅想起源自葡萄牙的 Tempura（天妇罗）是如何成了日本国民食物天妇罗，从而传到中国台湾得名甜不辣，从炸物变成煮物，这里的曲折可以写一本饮食专著了。

马三立老先生有一段《学外语》，戏谑无比，但其实有不少老天津话，究其根本也是八方舶来品。他在相声《对对子》里说「咱说膀大力的啊……」，意思是「实在的」，里面听起来土土的「膀大力」其实是英文的 boundary，边缘、界限的意思，引申为到头、到底。当年从洋行码头高级雇员的口中「流落」到苦力口中，随后进入了天津话。如果你在球场听到老天津人吼一声「秀一个」，其实是英文 shoot（射击）的音译，这和当年天津接触了大量外国体育项目有关。表示恶心的「孬心」一词，据说是英文 nausea（恶心）的音译。

天津话至今保留了大量满语、蒙语、俄语、德语词汇。虾蛄在天津称皮皮虾，因其喷水弹射的能力，在广东和中国香港被形象地称为濑尿虾，到了天津，因为法语里撒尿一词发音类似「皮皮」（pipi），这个物种一甩岭南名字的粗俗，带上了一点被宠爱的娇俏。等到「皮一下」被网友从方言中发掘出来，改造成红极一时的网络流行语，皮皮虾甚至化身网络狂欢节的吉祥物，距离它的本意愈发地远了。

视野往东，到辽东半岛的大连。上世纪初，日本占领了大连 40 年，当时日本在此开发了铁路、有轨电车、下水道、道路等，甚至至今很多基本设施仍维持当年格局。留下的不仅有建筑，还有语言。大连人称下水井盖为「马葫芦盖」，源于日语 マンホール（manhuru），说到衬衫是「晚霞子」，来自 ワイシャツ（waisyatsu）。他们还将大福叫做「摩叽」，当然是日本人说的饼，也就是 もち（Mochi）。而在普遍的东北，还有更多和日语相关的、已经融入东北话的词汇，比如杠杠的，是  がんがん（gangan），扣扣搜搜是 こそこそ（kosokoso），婆婆丁也就是蒲公英，是 タンポポ（tanpopo），糕点会说成咖细，是日语的菓子（kashi）。

皮钦语和食物的故事还可以走到更北，网友乐于玩梗的俄式面包大列巴不过是俄语里包的统称 хлеб 配合中文发音习惯，在结尾加了个元音，而「大」自然是指个别粗豪的俄式面包在尺寸上带给国人的震撼，只是当「大列巴」三个字被选中放在一起时，我们的饮食观似乎也就得到了表达，反应出了我们对大列巴所属文化的一点看法。当皮钦语进一步发展，成为母语，出现完整的语法，就形成稳定版本的混杂语，也就是克里奥尔语（Creole Language），而这种发展仅需十几年。而这刚好就是语言和美食的魅力所在 —— 不断流变，永远在地。

参考资料：

《皮钦英语的历史演变及其本土化成因刍议》，刘真彪

《略论广东皮钦英语》，高娜娜

《浅析中俄边境城市现代俄汉皮钦语》姜莹

《澳门风味的葡国菜》，陈莉

《融合与创新 —— 中西跨文化交流视角下的「海派西餐」》，高海薇

《西餐为何从广州兴盛？》，王诗客

《论近代城市西餐饮食消费的兴起与消费与扩散 —— 以天津为例》，白中阳

《广州太平馆 3 月 26 日复业》，邱敏、林晓丽、骆建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