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昌平 史芬芬：民族生活变迁的探索者 ——论祖尔东·萨比尔的小说创作
发布日期：2017-01-20 作者：胡昌平 点击数：1318
摘要
祖尔东·萨比尔在当代维吾尔族文学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他的中短篇小说不仅展现了改革开放后维吾尔族各个层面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还勾勒出维吾尔族日新月异的生活变迁，同时也反映出作者对本民族生活变迁的探索。本文从政治生活、婚恋生活和农村生活等三个方面对祖尔东·萨比尔的小说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探索者 变迁 政治 婚恋 农村
祖尔东·萨比尔是当代维吾尔族文学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他在近40年的文学生涯中，共创作了4部长篇小说、15部中篇小说和68篇短篇小说，展示了当代维吾尔族小说创作的新景象。本文将主要关注点立足于改革开放后祖尔东·萨比尔的小说创作。这一时期祖尔东·萨比尔的小说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给广大维吾尔族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也对新时期维吾尔族生活的变迁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在《刀朗青年》、《碱滩地上的甘露》、《葡萄沟纪事》、《天地良心》等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本文也将围绕着这些作品展开论述。祖尔东·萨比尔的这些小说不仅为读者描绘了维吾尔族在政治、婚恋、农村生活上翻天覆地的变化，还能让读者感受到故事背后总有睿智的双眼和深邃的头脑在不断地思索着，探索着。 治生活
“文化大革命”扭曲了维吾尔族人们的思想观念，使他们生活在混乱、不安、迷茫和焦躁之中。改革开放之后，维吾尔族逐渐清除了“文化大革命”的流毒，他们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祖尔东·萨比尔的小说通过对维吾尔族政治生活的描绘反映了这种变化。
《刀朗青年》对“文化大革命”扼杀少数民族民间文化和艺术的活力、扭曲新一代青年的思想观念等罪恶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凯山深受“四人帮”的毒害而憎恨刀朗歌舞，将其看作封建思想和黄色情调。维吾尔族自古以来擅长用歌舞来表现自己的情感世界，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但凯山却认为“把刀朗人的旧《木卡姆》强加给新时代，就好像在美丽的花园种上倭瓜。”[1]P118在他眼中，维吾尔族历经千年形成的特色文化和精湛的民族艺术，只不过是世界文化园中一种丑陋的倭瓜。凯山的这种思想观念使他在亲朋好友中陷入孤立，他的爱情也遭受挫折。小说通过凯山对父母喜歌舞的态度——暗恋的折磨——求爱必先会歌舞——麦西莱普的歌舞等来展示他复杂的精神世界和内心挣扎。在挣扎之中，凯山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他逐渐受亲朋好友的影响而感受到了刀朗文化的魅力。在麦西莱普上，凯山的忘我歌舞赢得了阿瑟黛的爱情，至此他本真的情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他也体会到了本民族文化和艺术的魅力给自己带来的快乐和新生。这种情感冲破以往精神上的枷锁，打破了原有错误的观念。《刀朗青年》有力地批判了左倾思想毒害下带来的历史虚无主义及思想混乱，也通过对凯山获得新生的叙述展现出社会转型时期政治生活中维吾尔族新的精神面貌。
维吾尔族政治生活中的新面貌在祖尔东·萨比尔笔下也通过一些正面干部形象表现出来。这些干部或是知识渊博，或是有着求真务实、勤劳的精神；或是默默无闻地辛勤劳作，不慕名利，只在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没有官腔，不依势压人、不以权谋私，而是身先士卒、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来影响、感化身边的人民群众。
《碱滩地上的甘露》讲述了改革开放之初，老队长比西尔吐尔贡（“吐尔贡”意为“硬汉”）用实际行动带领大伙走勤劳致富的道路。小说用50亩碱滩地上长出诱人的大西瓜的事例，歌颂像比西尔一样踏实肯干、求真务实、有想法、有毅力的领导干部。他们以自己诚实的劳动换取大家认可和尊重；他们的勤劳和智慧，是维吾尔族劳动人民的骄傲。
《早晨的梦》展现了政治生活中领导干部们波澜壮阔的生活，复杂的人性及人际关系，从中表现了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高尚与卑鄙，进而歌颂像乌麦尔江一样的干部。乌麦尔江被提拔为县长，与其劳动成果和所具有的能力分不开的。他看重科学知识，用知识武装自己，并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生产实践中，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在祖尔东·萨比尔的小说中，社会转型时期的干部队伍正朝着尊重科学知识、注重理论结合实际的能力，注重艰苦奋斗和求真务实的作风的方向发展，展现出了干部制度的革新与变化。
当然，改革开放也给投机分子有机可乘，也使有的干部腐化堕落、以权谋私，《同龄人》中的哈力克就是如此。投机取巧的哈力克通过年龄造假、窃取他人科研成果而评上高级职称并当上了科学院院长。哈力克通过安插亲信，排除异己来夺取政治中的各种名利。有些干部不断向哈力克看齐，逐渐被政治生活中的腐败和阴暗所腐蚀。他们不择手段去窃取上面的位置，不断地伤害周边正直人们的合法权益。哈力克为了高升而窃取了科学院专家克里木的成果，还大言不惭地说：“只想让我们的人民用自己的语言掌握这些书中的知识。如果不写我的名字，别人就会以为是翻译作品。我们的任务是让人民了解我们是有能力的，是勤劳而富有创造力的民族。”[2]P14克里木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科学成果被哈力克顶着民族利益的高帽便转为自己的劳动果实；哈力克冠冕堂皇的措辞暴露了其腌臜的心灵世界。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生活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的领导干部也随着急剧的社会变化而改变着自己的处事风格和价值观念。哈力克目光短浅，思想不成熟，被身边充斥的权利、地位、美色、钱财所诱惑，于是他靠宴请、耍嘴皮、施手腕而当上了科学院院长。哈力克信奉这样的处世哲学：
处处依靠真诚生活并不是明智之举,应该在必要时能说假话，忘掉慈悲,甚至要变得冷酷无情。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需要什么“永恒的友谊”和“坦率真诚”,人们并不是看重感情,而是因利害关系而相互交往的,因此所谓永恒的、终生的友情是并不存在的。今天的朋友可能是明天的敌人,而今日的敌人则可能会成为明天的朋友。你的需求和利益决定同他人的关系,感情也会随着利益的变化而变化。[2]P6
拥有高级职称与职务的哈力克竟然有这样一种处世哲学观，这是非常可怕的。祖尔东·萨比尔通过对政治生活中问题干部的描写，不仅要告诉读者本民族中这样的干部较多，也在探索着这一问题的根源与解决之道。作者意在揭露出本民族领导干部们日益满足的物质生活与缺失的精神生活之间的矛盾，严肃地提出领导干部们的思想问题，也提醒着他们要时刻谨记身为共产党员及领导干部应该履行的责任和义务。
祖尔东·萨比尔反映政治生活的中短篇小说，可以让读者感受到浓郁的西域特色及人情世故，感受波澜壮阔的干部、群众生活，感受改革开放后政治上的重大变革。祖尔东·萨比尔能够准确掌握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他对正确积极的政治态度给予鼓励和赞美，对不良问题给予揭露和批判，对发展带来的新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探索，这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祖尔东·萨比尔的小说也反映了改革开放后维吾尔族婚恋生活的变化。由于宗法观念的长期存在，重礼轻爱及支付关系支配着维吾尔族的婚恋观，使得维吾尔族女性在婚恋生活中没有独立的人格，始终处在从属地位。我国自古以来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让女性成为男性的私有财产，成为男性的奴隶，而维吾尔族的多妻制度和男性具有“塔拉克”（意为“休妻”）特权更加重了广大维吾尔族女性的悲惨命运。祖尔东·萨比尔通过对维吾尔族女性的心理活动、行为举止、思想局限等方面的描写，向读者展现了她们在改革开放后的婚恋生活中发生的巨大变化，她们积极地反抗传统婚姻观念，大胆追求美好自由平等的婚恋生活，逐渐告别了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身为丈夫奴隶的悲惨命运。当然，维吾尔族女性在追求幸福美好的婚恋生活时也遇到很多问题，进而表现出迷茫和困顿。
《葡萄沟纪事》中的则莱甫罕是一个命运悲惨的女性。她是典型的家庭主妇，诚实、善良、和蔼、辛勤劳动、沉默寡言、毕恭毕敬，她具有维吾尔族妇女的传统美德。则莱甫罕为家庭竭尽全力，直至琐碎的家务活和繁重的农田劳动夺走她的美貌和力量。则莱甫罕忠于丈夫苏鲁里，处处袒护他，最后却换来他蔑视的三个“塔拉克”。被丈夫遗弃的则莱甫罕遭暴徒袭击，深受重伤，接着公公又被苏鲁里气死，所有这些悲惨遭遇使她变得精神失常、语无伦次，最后消失在夜色之中。则莱甫罕被传统礼教紧紧束缚着，她只会以默默无闻、忍气吞声、委曲求全的方式来掩盖家庭出现的问题，不断地掩藏矛盾，以逆来顺受维系家庭的和睦，却被逼至无路可走，最终成为旧道德的殉葬者。《模糊的窗户》中的阿尼汗的命运同则莱甫罕相似，她因貌美受周边好色男人的垂涎而遭丈夫辱骂和毒打，邻里们也妒忌和指责她。面对这些，阿尼汗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只能懦弱地接受外界的摧残。传统婚姻观念和制度下的维吾尔女性是卑微的，她们无力反抗也没有反抗意识，只能以逐渐扼杀自我的方式来间接控诉长期存在的男尊女卑、女人是丈夫的奴隶和附属品的观念。她们也用自己的生命形式告诉我们，传统礼教束缚下的一代女性将消失在夜色中，而新时期下的女性将在黎明中迎接朝阳。
进入新时期，我国女性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婚姻法的实施使得女性的权利更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她们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的提高也展现出新时期家庭婚姻生活的变化。多妻制度及三个“塔拉克”特权的废除，给维吾尔女性稳定的婚姻提供了保障。在新时期里，广大的维吾尔族女性积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增长自己的见识，她们打破了传统礼教的牢笼，呼吸着改革开放后的新鲜空气，为追求自由平等的恋爱与婚姻而努力拼搏着。
改革开放后，维吾尔族青年为追求自由恋爱与幸福婚姻而在反抗媒妁之言、父母之命、门当户对的观念中表现得更加坚定。虽然在《古丽莎拉，再见》中我们没有看到圆满的结局，但故事的过程、人物的心理描写、情感世界的挣扎等都让读者感受到纯洁的恋情让父母扼杀在新政策的阳光下。村支书加马勒对穷苦百姓的态度是极其厌恶与蔑视的，他坚决不同意儿子和穷人家的女孩结婚。于是，加马勒利用职务之便，私自决定让儿子尼加特江深爱的女孩古丽莎拉和一名驾驶员闪婚，用生米已做成熟饭来扼杀儿子爱情。尼加特江和古丽莎拉的恋情虽是以悲剧结尾，但是悲剧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巨大的。以加马勒为代表的封建父母开始反思自己落后与固执，父母之命、门当户对的想法和做法也开始走向瓦解；新一代青年新时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爱情观和婚姻观。
然而，维吾尔青年的婚恋观也变得非常复杂，有纯洁的，也有的掺杂了许多非爱情因素。改革开放后，对金钱的追求成为人们的一个重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爱情是否还能呈现出一点本色？充满青春与活力、真挚与热烈的爱情难道都将被金钱所腐蚀吗？《一封没头没尾的信》用古丽且克热给古尔米拉的一封信，讲述了古丽且克热24岁嫁给60多岁的富翁的故事，写出了她婚后对爱情、生活的看法和内心体验。古丽且克热用青春和美貌换取了在美国和土耳其的豪华婚礼，婚后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看尽了其他有钱人的生活和奢侈豪华的婚礼。在物质世界中，古丽且克热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但她真正快乐和幸福吗？不是的，物质生活的优裕更加暴露出她精神世界的空虚。古丽且克热选择嫁给60多岁的富翁之时，亲朋好友们的眼光充满了嘲弄和讥讽，而当她送给她们金耳环时，她们马上又流露出羡慕、恭维的眼光。好思的古丽且克热提出疑问：在金钱和爱情之间究竟应该选择哪一个呢？这不仅是古丽且克热也是所有女性面临着的一个问题。虽说大家都痛恨牺牲宝贵的青春和前途去置换金钱，但当这样的机会摆在面前时，又有多少人不会成为金钱的奴隶？古丽且克热为自己的选择而沾沾自喜，但当走上这条置换之路后，她逐渐看清了金钱在人们心中的地位，看清了人在金钱面前的渺小、卑微和懦弱，体会到了只有金钱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幸的。金钱笼罩下爱情的畸形发展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
祖尔东·萨比尔的小说不仅反映出改革开放后维吾尔族婚恋生活中的种种变化，更重要的是探索着维吾尔族女性的成长之路。在这条道路上，女性的卑微低下、男性的特权都已被打破，女性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在不断提高。但是，在维吾尔族女性的成长之路上，金钱扭曲了部分女性的爱情观和婚姻观，这不仅是祖尔东·萨比尔思考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需要思考的问题。村生活
波斯坦村是祖尔东·萨比尔的故乡，“他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是从波斯坦村开始的，他将他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将它凝练成了短篇小说。”[3]波斯坦村生养了祖尔东·萨比尔，并给予他写作的灵感，因而他的许多小说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祖尔东·萨比尔的农村题材小说，给读者展现了辽阔的西域边疆农民们积极进取、勤劳肯干的农村生活画面，也展现了真实可感、热火朝天的农村生产画面。然而，新经济政策带来的变化，人们是否能接受和适应呢？新生的生产关系下所产生的价值观能否被人们理解呢？人与人之间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相处，个人又该有怎样的生活信念和价值观呢？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又该遵行怎样的道德规范呢？金钱的诱惑使维吾尔族的人性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整个民族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该何去何从？这些前瞻远瞩性的问题都让祖尔东·萨比尔巧妙地安排在他的小说中。他用典型的人物形象、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生动形象的生活画面，反映了转型时期维吾尔农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不断地引发读者思考着由此而引发的一些问题。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农业始终在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与之相应的农本思想积淀深厚，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农民过着以土地为本，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几千年来从未改变。改革开放后，小农经济走向瓦解，农本思想也遭到质疑，但这种质疑依旧没有动摇农民对土地的热爱和信仰。《葡萄沟纪事》中的农民艾米杜勒老汉常说“莫要离开土地，世界上最圣洁的东西是土地”[4]P6，他认为人性中的纯洁和诚挚是从土壤里来的，土地是农民最亲密的朋友。千年的农本思想在艾米杜勒身上扎根，他用一辈子的时间践行了对土地的虔诚、眷恋和热爱，并希望子孙后代都能坚守着农民的根本。从艾米杜勒身上可以看出土地在农民心中所占的地位有多高，分量有多重。艾米杜勒这样的农民耕其一生，把自己一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和心血都献给土地，并用一种虔诚和恭敬的态度采收土地回报给他们的秋收果实。收获之际，他们不仅仅采收实实在在的劳动果实，还接受着土地带给他们的勤劳、朴实、纯洁、诚挚、善良等。艾米杜勒老汉的农本思想、农民道德观念折射出广大维吾尔农民的现状和宿命。
乐天知命的农民具有土地情结固然很好，但这又是过时的、狭隘的。一味地推崇土地带来一切的农本思想与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了矛盾。祖尔东·萨比尔巧妙地抓住这种矛盾，通过人物的塑造，来展现改革开放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一系列问题，从而引起人们的深思和抉择。
《葡萄沟纪事》中艾米杜勒老汉的农本思想与儿子苏鲁里的拜金主义产生了激烈的碰撞。艾米杜勒的道德观念深受小农意识的影响，他用封建家长制度来建立和维护家庭关系，并以此教育儿子，却遭到报复性的反抗。苏鲁里怀疑父亲的生存之道，更厌恶和蔑视父亲的土地道德观念，认为农民像土坷垃一样被别人踩在脚下，他要昂首挺胸活五十年也不愿被别人脚踩一百年。苏鲁里极力地追求金钱，整日梦想着能够成为一个既拥有城市店铺又有农村庄园的资本家和地主。苏鲁里想要挣脱农本思想的束缚是对的，但是，盲目的拜金主义和对传统的一概否决和诅咒，使他成了金钱的奴隶。
在《天地良心》中，祖尔东·萨比尔进一步探索了金钱诱惑下的人性的缺点。亚合浦和伊布拉音到国外谋生，前者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挣得大钱，后者却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的灵魂。亚合浦感慨道：“哎，维吾尔人，维吾尔人哪！为了钱财甘愿做一切事情的维吾尔人！”[5]P33这个短小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了维吾尔族的善良，也看见了丑恶。勤劳、善良、勇敢、老实的亚合浦替还在为金钱效力和出卖自己一切宝贵东西的人们而感到惋惜，更为伊布拉音为了金钱连自己的妹妹都要欺骗而感到痛心。伊布拉音在骗到亚合浦的遗产时对其妹大言不惭地说：“妹妹，我是以伊布拉欣圣人的名义为公道而生活的人，天良与廉洁时刻伴随着我。惩罚只属于基督徒。我是为乐善好施而降生的维吾尔人的儿子。”[5]P33社会转型时期滋生出这样一种丑恶心态和扭曲的思想，使读者感到触目惊心。
祖尔东·萨比尔的短篇小说常常通过有趣的小故事来讲大道理，展现不断变化的农生活面画，表现人们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微妙的思想变化。《茶客》用一语双关的话语，巧妙地反映出茶客们的所思所想，展现出人物思想的发展变化。“布提亚是活着还是死了？”“布提亚活着，但也死了！”“他的灵魂死了，从前那个贪婪的布提亚死了，一个心满意足、心地善良的新布提亚活着。”[6]P81作者用几句话就简洁明了地讲清了故事的内涵和主旨。是的，布提亚死了但还活着，死去的是贪婪、盲目自大、投机取巧和不断算计和欺骗的旧布提亚；活着的是意识到错误并深刻地进行了检讨而获得新生的布提亚。
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前后差距很大的布提亚，读者会质疑故事的真实性。人物思想的突兀变化是祖尔东·萨比尔小说中存在的不足。在《茶客》中，作者一开始塑造的布提亚是一个行骗，不务正业，靠蛮力赚钱而成为茶馆中飞扬跋扈的人物。此刻，我们可以感受到鲜活的布提亚的存在，他鲜明的性格特征和所处的环境都十分逼真的呈现出来。但当布提亚被他所蔑视的“驴崽”教训得在家动弹不了之后，一个新的布提亚突然诞生了。我们不禁会质疑，一个人的思想、信仰、生活习惯和性格是那么容易改变的吗？作者只是单纯地根据自己的思维框架，用自己的思想情感和对生活的感受有意识地代替了人物性格的逻辑，因此，新生后的布提亚显得苍白无力，从而使得作者欲借助这一形象提倡一种积极精神的努力显得力量不足。这种不足也体现在《铁脚板》中：艾山县长前后的思想变化，只是县人大主任的一次思想教育工作就改变了。这很难令读者信服。
在祖尔东·萨比尔的农村题材小说中，农本思想开始动摇，人们逐渐意识农业以外产业的重要性，第二第三产业的崛起冲击着几千年来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产方式，随之带来的精神道德层面的变化也是巨大的。敏锐的作家用他的笔记录着生活变化的点点滴滴，全面地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维吾尔族农民精神世界的变化。维吾尔族农民固执坚守的农本思想和传统道德价值观逐渐被打破，迷茫而慌乱的他们又错误地形成了拜金拜物的道德价值观，这表明了改革和探索依然任重道远。
祖尔东·萨比尔的中短篇小说犹如一面面镜子，立体地反映出维吾尔族的政治、婚恋、农村等生活的方方面面。读者不仅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生活，也可以察觉出作者睿智的眼光。我们跟着作者走进他笔下的一个又一个故事，从中寻找着、审视着、剖析着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现象，也从中感受着作者为本民族的发展而进行的不断探索。祖尔东·萨比尔因其忧患意识而将本民族的问题剖析得如此透彻，因其对民族与国家的热爱而进行了艰难而深邃的思考与有益的探索，这不仅对维吾尔族有意义，也对整个中华民族有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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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祖尔东·萨比尔.祖尔东·萨比尔小说选[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118.
[2]祖尔东·萨比尔.同龄人[J]. 民族文学,1995(10):6-14.
[3]艾克拜尔•卡德尔.祖尔东•萨比尔的波斯坦情结[N].文艺报,2011-7-4.
[4]祖尔东•萨比尔.葡萄沟纪事[J].新疆民族文学,1983(3):6.
[5]祖尔东•萨比尔.天地良心[J].民族文学,1991(11):33.
[6]祖尔东·萨比尔.古丽莎拉，再见[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7:81.
作者介绍
胡昌平，四川德阳人，文学博士，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在《文艺争鸣》、《新疆社会科学》、《当代文坛》、《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塔里木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主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非传统安全与边疆民族发展研究院招标课题1项，主持并完成塔里木大学校长基金项目1项，出版专著《现代感悟批评研究》，曾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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